書信中的飲食識小

 

一九六四年初，日本學(xué)者安藤更生發(fā)表《苦雨齋訪問記》，開首即說：“周作人（字知堂）先生關(guān)于往常的我來說，是獨一的恩師。三十年來我不斷承蒙恩師的垂教，往常也一如既往地每月承受先生的教導(dǎo)。”安藤氏之尊師重道，若置于其時的歷史情境中，當(dāng)更為令人慨然�，F(xiàn)存的安藤更生與周作人往復(fù)書信，計安藤氏三十通，周氏四十七通，時間起自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迄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這些書信，為研討周作人暮年的生活及思想進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因安藤更生乃知堂異域之故舊門生的身份，他們的紙筆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或有內(nèi)容的不同處，有所區(qū)別于以往出版的與俞平伯、曹聚仁、鮑耀明、松枝茂夫等的通訊集。我僅想從一極微小的點——飲食切入，略窺知堂暮年生活的一斑，以及安藤氏作為一位曾在中國生活過的日本學(xué)者對旅居地的眷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安藤更生在寫給知堂的信中說：“東京也已是初冬的風(fēng)光，兩三天前還有些葉子外形的芭蕉曾經(jīng)完整似霜打的一樣。寺廟和公園的銀杏葉已落下黃葉。每天早上能夠分明地看見西面天空中冠雪的富士山。北京的飯館子也該是掀起熱火朝天的白氣了吧。糖葫蘆兒也開端冰凍了吧。我學(xué)著凍柿子，把日本的柿子放進冰箱里凍著，遐想著燕都。我生活的必需品香片也仿佛能從香港那邊進來。院子里種了一棵香椿樹，一到春天我就準(zhǔn)備摘些嫩葉拌豆腐吃，但日本的豆腐鹵水不夠，而且最近也沒有巖鹽，總弄不好。去橫濱也能買到香菜。日本四處都開有餃子鋪，稱作ギョーザ（真是多么難聽的詞，都是些在滿洲呆過的日自己訛傳的吧），無論什么人都在吃。”后又在次年二月六日的信中提及糖葫蘆：“小弟能再次聽得回響在胡同土墻的賣糖葫蘆的聲音到底要待到何日？”他對北京的凍柿子念念不忘，多次說起：

 

“去了一趟銀座的千疋屋，吃到新穎的荔枝，但一顆要三百日元，聽說是從臺灣空運過來的。過去沒方法吃那香港制的罐頭也就湊合了，但比起那，畢竟能吃到新穎的，而且比起楊貴妃吃的都要新穎得多。東京如今是梨子和葡萄下來的時節(jié)，過不久柿子也會熟了吧。今年買了一臺電冰箱，等待著能做凍柿子。”

 

知堂回信言道：“知在東京吃到鮮荔枝，北京雖亦有鮮者，然真實已離樹日久，故不可同日而語矣。又知能吃凍柿，此亦甚佳，此地只偶有配給，又非冬天，故凍柿殆不可能也。”此信寫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處于大饑饉的末期，或許知堂寫下這些話時帶著苦笑吧。

 

請安藤氏寄來一些日文著作，是知堂信中的一項主要內(nèi)容，而其中，關(guān)于名物、飲食的書，議論頗多。知堂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的信中說：“青木正兒舊著有《華國風(fēng)味》一書，弘文堂發(fā)行，系十余年前出版，不知尚有否？如能找得，亦乞為代購一本，不勝感荷。”因非新書，市面未有，安藤更生八月三日回信解釋：“《華國風(fēng)味》出版社弘文堂也都沒有書，只好找舊書，請稍等候些。”直至次年三月十九日信中，安藤氏終完成恩師所托：“您下命索要的《華國風(fēng)味》終于才找到，時間過了很久，負疚，現(xiàn)寄上。”知堂四月十六日回信：

 

“知承賜寄青木君之《華國風(fēng)味》，甚感佳惠，此為如今獨一之消遣，特別是關(guān)于吃食者，兼有過屠門而大嚼之意，前回托買《駄菓子の故土》等亦是此意，祈勿笑其貪饞耳。”

 

得到《華國風(fēng)味》一書頗有些迂回，知堂的欣喜之意豁然。后來他從此書當(dāng)選取《中華腌菜譜》《日自己談中國酒肴》《肴核》《魚膾》四篇譯出，可見其喜歡。

 

所謂“前回托買《駄菓子の故土》”之事，起于知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的信：“又有石橋幸作之《駄菓子の故土》，將來社出版，亦祈購寄一冊，至為感激。”安藤十二月三日即買好寄來，知堂十二月二十七日寫信談讀后之想法：“《駄菓子の故土》已于日前寄到，讀之甚感興味，此蓋因關(guān)于兒時感到鄉(xiāng)愁，其次則因多年吃不到‘菓子’（近時乃連北京的餑餑亦吃不到了），故難免有‘過屠門而大嚼’之意義，即看紙上所記亦能夠解饞也。”說到北京的餑餑，不由讓人想起他在一九二四年所寫《北京的茶食》中所講：

 

“固然我們關(guān)于北京情形不甚熟習(xí)，只是隨意撞進一家餑餑鋪里去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jīng)歷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曉得呢？這也一定全是為貪口腹之欲，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煉的或頹喪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可以通知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餑餑鋪么？”

 

當(dāng)年是“隨意撞進一家餑餑鋪里去買一點來吃”，總覺得不好，而現(xiàn)往常，是痛快就吃不到了，知堂一嘆，我們亦一嘆。

 

其后，知堂又提起菓子：“鄙人事實上最喜日本的菓子，明知不能避不愛國之譏，但這是實情，今春聽說先生不能來華，我同內(nèi)人均甚絕望，內(nèi)人還說如安藤さん來北京，本想請他帶幾個栗饅頭（因日本菓子中只要這能經(jīng)久）來的。內(nèi)人病中甚想念日本風(fēng)味，有些在香港能夠得到，便托在香港三井物產(chǎn)的知人設(shè)法買些，如罐頭的鰻蒲燒及赤味噌梅干等類，但菓子則難以得到……”

 

兩三年后，他寫了一篇文章，名《陸奧中央的粗點心》，里面占半數(shù)篇幅的，是譯自《駄菓子の故土》中一節(jié)：“騙騙女孩子的專稱寺”。這大約是知堂終身中最后牽涉食物的文章了。